抗战在保定：人民战争的伟大实践与智慧结晶

9月2日，位于保定市清苑区的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内，人流不息。

参观者指尖轻抚斑驳弹痕，80年前的呐喊仿佛仍在巷道深处回响。冀中平原的黄土之下，埋藏着一部用勇气与智慧书写的抗战史诗。

全民族抗战期间，保定作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。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……保定军民以无穷智慧创造出变幻莫测的战术，如同一把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；在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，战斗与建设并行，军民同心抗敌，凝聚起非凡的创造力。烽火岁月里的抗争与智慧跨越时空，至今仍在历史星空中熠熠生辉。

从地道战到地雷战：屡创奇迹的作战“法宝”

青砖灰瓦的街巷静立如初，十字街口的老槐树虬枝盘曲。远处高架桥上，“地道战，克敌制胜的创举，人民智慧的结晶”一行金色大字，铭刻着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“宁绕黑风口，不从冉庄走”的顺口溜，至今仍在诉说着保定人民以智慧克敌的传奇。

“您看这口普通的锅台，底下就是地道入口。”保定市清苑区地道战遗址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静宇掀开铁锅，露出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。在冉庄，这样的机关无处不在：碾盘下的暗格、墙根的夹缝、水井的侧壁……几乎每一处生活场景里，都可能藏着通往“地下长城”的秘密通道。

七七事变后，侵华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残酷、疯狂的大“扫荡”。华北平原无险可守，保定军民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，创造出各种克敌制胜的巧妙战法。

98岁的冉庄抗战老兵李恒彪回忆：“起初挖地洞只为藏身，只有一个口，敌人一堵就死。后来留两个洞口，再后来连成地道网。”凭双手和镢头，冉庄军民挖出以十字街为中心，总长16公里的地道系统，实现“户户相连、村村相通”。

以地道为基，保定军民还筑围墙、留小路，高房建岗楼，民房搭天桥，形成“房顶、地面、地道”三层交叉火力，再以野外地道串联，构成“立体作战阵地”。正如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《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》中指出：“地道既适于隐蔽，又适于进攻，这才是完善的战斗地道。”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仅冉庄军民就利用地道作战157次，毙伤敌人2100余名。

日军的梦魇不仅是四通八达的地道，还有如影随形的地雷。这些土地雷是保定军民就地取材，用铁皮、石块做雷壳，用火柴头、硫磺配炸药，用动物粪便掩盖地雷气味，用陶器制作地雷躲避探雷器，等等。拉雷、踏雷、连环雷、头发丝雷等数十个品种，让地雷“追着敌人跑”。地雷战被日军称为“最可怕的战术”，其经验被写入八路军《游击战争指导纲要》，并推广至华南、华东敌后战场。

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更在保定铺天盖地展开。游击队化整为零，开展麻雀战，忽聚忽散，袭扰消耗敌人；开展破袭战，扒铁轨、炸桥梁、割电线，瘫痪日军交通命脉。在白洋淀，雁翎队利用芦苇荡港汊优势，驾小船神出鬼没，伏击汽艇、智擒敌船，书写了“水上游击战”的传奇。

这种以分散配置、灵活机动、袭扰消耗为主要特征的游击战，以“草木皆兵”的威慑力，让侵略者胆战心惊。这些经典战术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”。它们没有先进的技术，却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；没有庞大的军工体系，却依靠军民同心的力量，在保定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血肉长城。

从黄土岭战斗到百团大战：统分适度主动歼敌

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，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民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，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紧密结合的灵活战术，开创华北敌后抗战的崭新局面。

1939年大龙华战斗前夕，八路军通过周密侦察，准确研判日军企图打通涞易公路、割裂北岳与平西联系的战略动向。杨成武据此制定“一路主攻、三路打援”的作战方案，体现出超前布局、主动制敌的战术预见力。

战斗结束后，八路军缴获50余册日军机密文件。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评价：“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，比缴获敌人几百支枪、几门炮的胜利还大。”

“情报先行，知彼知己；巧用地利，以弱克强。”保定市方志馆副馆长冉白正说，面对装备精良、阵型严整的日军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善用地理空间实施动态部署，实现“分散可隐蔽、集中能歼敌”的作战效能。

作为抗日战争中经典的山地伏击战，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里，八路军采取“诱敌入瓮、据险伏击、牵制增援”的战法，将敌军诱至保定涞源县黄土岭以东的峡谷地区。这条峡谷犹如一条长约2.5公里的“天然口袋”，最宜设伏。

待日军完全进入伏击区域，部队依托制高点发动突袭，击毙号称“名将之花”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，使敌军陷入“虽装备精良却无法还击”的绝境。

“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，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，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。”冉白正说。

同一时期，保定抗战军民灵活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，依据战况实时调整战术，屡建奇功。

1943年秋，神仙山保卫战期间，面对多路进攻的日军，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42团团长成少甫果断决策，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路，优先重创南面进犯之敌。

敌攻暂缓后，八路军迅速撤离原阵地，协同民兵在山路广泛布设地雷。果然，日军再次进攻时，先头部队刚入“十八弯”首弯即触发地雷，攻势顿时溃乱。

同样打击日军的还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灵战役的关键一战——东团堡战斗，全歼日军士官教导大队170余人。《聂荣臻元帅回忆录》中记载：“东团堡之战，是以顽强对顽强的典型战例，充分显示了我军的战斗力，对敌人震动很大。”

“东团堡战斗时，日军的武器有迫击炮、重机枪、轻机枪等，并在据点外围做了地堡、围墙、外壕等很多防御。在这种情况下被八路军全歼，给敌人带来的打击不仅仅是失去一支精锐的种子部队，更是打压了他们的武士道精神。”涞源县文保所原所长安志敏说。

从东西庄阻击战、大龙华突袭战，到黄土岭战斗、神仙山保卫战，保定军民不仅大量歼灭日军有生力量，更以一系列实战创新与无穷智慧，书写人民战争史上的辉煌篇章。

从民主建设到文化繁荣，战火中锻造模范根据地

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阜平考察时指出：“阜平是一个拥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方，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根据地的首府，是晋察冀边区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。”

1937年11月18日，晋察冀军区机关迁驻阜平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阜平为中心创建起来，并被誉为“抗日模范根据地”。

“面对日军对根据地残酷的‘扫荡’‘蚕食’，在军事斗争基础上，边区开展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探索与建设，牵制、抗击和消灭日军大量兵力，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发挥重大作用。”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介绍。

“黄豆豆，豆豆圆，咱村选举村议员……一颗黄豆搁在碗……她碗里的黄豆乒乓落……俺活七十头一遍。”诗歌《豆选女县长》曾在晋察冀边区流传，描写的是边区民主选举中，不识字的百姓用一颗颗黄豆选出唐县第一位女县长陈舜玉的故事。

1940年7月至10月，边区开展大规模民主选举运动，构建起完善的民意与行政机关体系，建立新民主主义“三三制”政权，从政治上团结和凝聚最广泛的抗日力量。

“‘三三制’，即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，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，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，中间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。这样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，成为巩固和发展边区、坚持持久抗战、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，同时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宝贵经验。”冉白正说。

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，聂荣臻签发“树叶训令”，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与民争食，要求把树叶留给群众果腹。这一纸训令，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、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，成为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作风的生动见证。

边区的模范作用，同时还体现在经济和文化领域。

1938年3月20日，设计成型于安国、印制于阜平法华村的第一张边币在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。这张红色底纹、图案为“小黑马耕地”的一元边币被群众亲切地称为“抗日票”“红票子”。

打击日伪票及各种杂钞、反抗经济掠夺、发放救灾贷款、帮助群众及时恢复生产、支持边区经济发展……从1938年成立到1948年与冀南银行合并组成华北银行，晋察冀边区银行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，创建敌后“经济抗战”的特殊战场。

“八匹骡子办报纸，三千字内著文章”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创刊最早、坚持时间最长的报纸，《晋察冀日报》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，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，共出版2854期，被誉为“边区喉舌”和“抗战文旗”。晋察冀新闻战线上，涌现出以邓拓、沙飞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红色新闻人。

与此同时，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枪，创作大量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歌曲等反映边区斗争等内容的作品。孙犁的小说《荷花淀》、曹火星的歌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田间的街头诗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、丁里的多幕话剧《子弟兵和老百姓》等文艺创作，在民族解放事业里起到团结人民、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。

巍巍太行，见证了一段烽火岁月，见证了这场伟大胜利。

抗战时期，保定人民累计参军人数超过20万，参战人次近百万。在这片英雄土地上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书写了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。

80载光阴流转，昔日黄土岭上，八路军炮火精准破敌的军事智慧，已沉淀为今日破解乡村振兴密码的创新实践；当年大龙华战斗中军民同心协力的动人场景，已演绎为现代开发区厂房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生动画面；而阜平这片红色沃土，已成功摘掉贫困的帽子，正凭借山地农业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，走出一条革命老区的振兴之路。

今日保定，传承红色基因，置身于伟大时代。保定人民正以同样的勇气与智慧，加快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。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，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——伟大抗战精神已融入保定血脉，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，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续写新时代的荣光。